gr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五）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财政金融风险交织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仅存在财政风险，而且通过土地市场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放大金融风险。（2）PPP项目、地方国有企业和棚改贷款债务规模占比较高。
研究发现：（1）从总量上看，隐性债务的规模不断扩张，增长率明显放缓。在此基础上，使用最高值和最低值两种估算方法，测算全口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另一方面，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在确保发行债券的风险等级符合实际的情况下，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规范发债、合法融资，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基建稳增长。（三）风险评估 1.包含隐性债务的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评估。本文将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范围，地方融资平台产生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债务违约率×政府救助比例。
由于地方官员任期远小于PPP项目运营周期，地方官员在利用PPP项目进行违规担保时，不用考虑任期结束后的项目运营情况。可能的解释是，2015年新预算法实行，2017—2018年整治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政策相继出台，促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速不断减缓，体现了中央政府治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阶段性成果，有效抑制了隐性债务风险的传染扩散和风险等级的进一步提高。虽然全球金融周期的概念是最近才提出的，但其讨论依旧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
第二，分析的逻辑框架符合直觉和理论。其次，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会提高国内银行体系效率，发达的银行可以加速生产率提升刺激经济增长。Bruno and Shin（2015）发现金融越开放的国家受全球因子的影响越大。既然各国金融市场指标很大程度上受全球因子的影响，那么央行作为国内货币政策当局难以独立完成金融稳定的任务，作为补充机制，一方面需要增加全球金融周期传导的成本（资本管制），另一方面需要致力于国际协调。
同时中心国家的货币条件会通过全球金融周期传导至其他国家，无论这些国家的国内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二）国际金融市场联动和金融风险传染 全球金融周期将全世界各国的资产价格、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联结在一起，这种关联在金融市场上的表现就是国际金融市场联动性增强，以及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效应更加突出。
其次，全球金融周期影响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金融全球化让全球各国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Kose et al.（2003）发现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兴起，各国的经济周期开始与G7国家趋同。（4）金融机构的杠杆选择。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关系变得非常微弱。
从国际视角看，在国际协调的实践中，聚焦于过分具体的问题容易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而难以形成共识。但是，之前没有一篇文章从一个涵盖如何多国家、资产类别的面板数据出发进行分析讨论。国内金融周期中，企业融资约束、银行风险承担、房地产价格波动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机制。其一，共同因子驱动的思想在既往的文献讨论中已经存在。
无论是联合国、IMF等全球组织，还是G7、G20峰会等制度化协调机制，美国在其中占据强势地位、保有绝对的国际话语权，可以帮助美国将自己的政策意图传递甚至贯彻在全球体系之中。（3）国际资产价格反应。
全球金融周期在概念阐述和论证上，存在于其他周期性理论相似的难题，如何证实全球金融周期的存在，以及如何进行度量。全球金融周期和国内金融周期也存在分析基础和表现形式上的关联。
除了跨境并购，全球金融周期作用下企业在融资方面也开始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优势，全球资本战略开始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层需要就长期的财务目标达成一致，选择合适的投资银行对接机构投资者，最低成本在全球筹集股权和债务，在有声望的市场进行发行上市。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全球化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要趋势和表现。在跨境资本流动的讨论中，Calvo et al.（1996）建立的分析框架（push-pull analyse）就发现一些全球因子是驱动国家间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外生冲击事件对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国的资产价格下滑、跨境资本流动下降、风险溢价提升、汇率波动增加，各国金融系统变量之间展现强相关性预示着全球金融周期上升。五、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挑战 （一）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由于世界各国之间存在交流和联系，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心国家）的政策将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状况，产生外溢性。此外，全球金融周期概念的兴起也源于其对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金融产生了重要影响。
（8）政策当局的国际协调，从一个国家传染至其他国家。宏观经济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产生内生性的困扰，以上所讨论的驱动因素变量之间同样有相互影响的机制关联，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导致全球风险和不确定性、全球风险因子会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全球化趋势由中心国家的行为所引领等等。
但是，这种福利改善的国际协调机制的发挥存在几个现实中的弊端：第一，国际协调的收益并不能覆盖协调的成本。（5）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风险偏好。
在度量全球经济周期的时候，因子模型（Factor Model）是普遍采用的方法，如Kose et al.（2003）估计了各国经济周期中的世界因子、区域因子和国家因子，发现世界因子是大部分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最大贡献变量。基于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全球金融周期的简要定义：伴随着金融全球化，跨境资本流动、全球资产价格、风险溢价、杠杆率等国际金融市场指标存在较强的联系，而驱动这些指标强弱变化的周期性因子，就是全球金融周期。
（三）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 金融全球化让跨国企业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中进行经营运作的机会，跨国企业除了能够在本土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外，还可以全世界资本市场进行对比，获得更为廉价的资本。（二）国内金融周期VS全球金融周期 与次贷危机后迅速火起来的金融周期（Financial Cycle）的概念不同，新闻报道和媒体中常常提及的金融周期更多地是指国内金融周期，它以国内信贷的繁荣与萧条、房地产价格的膨胀和骤跌展现典型的周期性特征，在周期的波峰常常伴随着危机的诞生（Drehmann et al.，2012）。对于各国而言，没有有效的政策框架应对内外部均衡冲突，在国际协调上就难以形成合力改变现有的国际货币格局。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内金融周期上行时期，企业杠杆、资产价格和风险承担相互强化，使得资产负债表过度扩张。
（6）实体经济活动会将单一市场风险传染至其他市场。全球金融周期则对世界各国的金融资产价格、之间的跨境资本流动都很关注，最初有关全球金融周期的分析侧重于美联储货币政策传导。
经济和贸易因素影响全球金融周期的逻辑简洁直接，但在显著性上却与之前讨论的两个驱动因子有很大差距。面对如此大的数据集，如果没有内生驱动因子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共振，不可能会存在单一因子有这么强的解释力。
由此，她提出非抛补利率平价的贴合和背离、全球资本流动的加速和阻滞、全球资产价格的泡沫和崩盘，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时隐时现的背后存在一个全球金融周期，通过与全球经济、政策、外生冲击的交互作用带动全球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的涨跌起落。政治事件可以对本国和世界产生影响，从而驱动全球金融周期，所以为了应对政治因素对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将其纳入国际协调的分析框架成为近些年来的学者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区域中的领导者需要借助区域整体的力量寻求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因而有动机牺牲一些本国利益，来满足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二、全球金融周期的兴起：理论脉络和历史渊源 （一）全球金融周期的理论根基 Rey（2015）发现存在一个全球因子驱动世界各国资产价格、资本流动、杠杆率和风险溢价的变化，并将其归纳总结为全球金融周期。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虽然提及了资本账户管制的作用，但是他们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趋势，资本账户管控的效果越来越差，政策当局不应过于依赖资本账户管制的措施。破除本土金融市场的限制，管理企业的流动性，更好地满足日常经营的现金需求。
Brainard and Cooper（1968）提出如果存在一种完美的保险机制，可以对冲国家在未来面临的各种经济情况，那么国家可以完全遵循专业化生产、追求经济增长，而无需考虑经济波动。第二个原因在于区域化的兴起。
资产配置全球化为投资者提供了实现更高风险调整后收益的可能性。（5）政府行为影响市场预期，一些监管规定也会放大金融波动。
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陈列的描述性统计事实太过震撼。（2）单一金融风险引发微观主体的预期和恐慌，将风险传染至其他市场。
